1977年恢复高考的决定是怎样出台的

1977年6月29日,教育部在山西太原组织召开了“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”。8月4日,教育部把座谈会有关情况形成书面报告,报送至国务院。报告随附的,还有《关于1977年招生工作的意见》。据权威史料记载,关于“招生办法”,这份《意见》维持了“自愿报名,基层推荐,领导批准,学校复审”,即“高招十六字方针”这一“文革”时期的产物。



1977年恢复高考,考生们获得了公平竞争上大学的机会。


就在教育部报送报告的同时,由邓小平建议并主持召开的全国科教座谈会已进行到第三天。有与会代表在发言中提出,如果继续维持“高招十六字方针”,则招生质量得不到保证。该代表的直言不讳,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。在雪谷封冻了近10年的中国高考招生工作就此出现了重大转机。8月13日,根据他的指示精神,教育部在京再次召开了高校招生工作会议。


拨开历史尘封的记忆,新中国的教育史在这一年出现了两个奇观:至9月25日结束,再次召开的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其会期长达44天;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得以恢复,并进行了新中国成立至今唯一一次冬季高考。


就在这一年,570万人把自己的命运与一纸高考试卷拴在了一起。一个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破冰而来。


  推倒“高招十六字方针”


1977年7月,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职务,由其出任国务院副总理,主抓科学和教育工作。


在邓小平看来,科教工作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,而高校招生工作联系着高教与普教,联系着教育与各行各业以及千家万户,因此这项工作亦成为他复出工作之后,教育工作整顿的“突破口”。


正如前文所述,由邓小平建议并主持的全国科教座谈会于8月2日起在京召开。会前,他要求从科学院系统和教育部所属大学,各挑选15名代表参加会议。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便是当时的与会代表之一。


8月5日上午,查全性在会上作了发言。



查全性


他说:“大学的招生工作是培养人才的第一个重要环节,它好比农业上的筛选良种。从武汉大学5年招生的情况看,按照‘十六字’方针招收的工农兵大学生文化基础相差悬殊,质量没有保证。所谓的‘十六字’方针都是骗人的,实际就是四个字‘领导批准’,其他都是徒有虚名,有的甚至连过场也不走。广大群众包括大学里的教师,对‘十六字’方针非常不满,有群众气愤地说:‘学好数理化,不如有个好爸爸。’因此‘十六字’方针不推倒,招生质量得不到保证,‘走后门’不正之风不刹住,党风不能端正,‘读书无用’的社会风气不可能扭转。”


他的发言获得了成功,不仅使全体代表全神贯注,而且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。他说:“‘十六字’方针必须推倒,恢复统一高考从今年开始。”


一旁的教育部长提醒邓小平:“今年恢复高考来不及了,招生工作会议已开过了。”邓小平说:“今年就改,看准了的,不能等,重新再召开一次招生会议就是了。”


就这样,“高招十六字方针”,这个阻碍高等教育拨乱反正的拦路虎被铲除了。


  僵局与破局


再次召开的高校招生工作会议于1977年8月13日在京举行。然而,由于不少人在恢复高考的问题还对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心有余悸,因此会议从一开始便陷入了迟滞不前的僵局。


原来,在1971年召开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上,“四人帮”炮制了所谓“两个估计”,即“文革”前十七年科技教育战线执行的“修正主义路线”,知识分子的大多数“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”,是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”。经过密谋,“两个估计”被“四人帮”塞到“全教会纪要”中,并以中央红头文件的形式印发全党全国,成为日后压在科技教育界知识分子头上的两座大山。


僵局被《人民日报》记者穆扬打破。


9月3日,穆扬将“两个估计”出台背景,以《情况汇编》的形式,上报了中央。这个材料很快得到了邓小平的批复。他还专门就这份材料,召集教育部领导进行谈话,提出要彻底否定“两个估计”,立即恢复高考。



邓小平


9月19日,邓小平又召集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,批评教育部领导行动迟缓,再一次明确要否定“两个估计”。而这次谈话成为此次招生工作会议的重要分水岭。此后,会议的整个氛围为之一变,形势很快得到扭转。9月25日,历时44天的会议结束。


10月5日,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后,教育部新制定的高校招生工作意见获得通过。


新意见明确:凡是工人、农民、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、复员军人、干部和应届毕业生,符合条件均可报考。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的人数占招生总数的20%至30%。考生要具有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。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,统一考试,地(市)初选,学校录取。录取原则是德智体全面衡量,择优录取。恢复统一考试,由省级命题。招生考试在冬季进行,新生春季入学。


  “有老课本吗?”


事实上,高考得以恢复的消息是1976年10月“文革”结束后第一个可以撼动全体国人的“大事件”。尽管当时整个国家的肌体还处在复苏状态,但这个消息却如同被先期解冻的血管,内存的热血已经不由自主地在高粱地、橡胶林、稻田、军营和厂房车间里涌动,赋予了无数在文化的黑暗中挣扎的青年,尤其给身在农村的青年们巨大的能量。


彼时,无论城市还是农村,中学课本被抢购一空,走村串户借书者有之、抄书者有之,求知学习蔚然成风。一时间“有老课本吗?”成了熟人见面打招呼的常用语,仿佛一夜之间,尘封十几年的老课本变戏法似的冒了出来。


那些曾经地位极其低下,甚至一度被呼为“狗崽子”的知识青年,也预感到他们命运即将出现变化。事实上,经邓小平亲自修改的高考报名的政审条件,几乎使所有人获得了平等的权利。


尽管如此,这在那个时期的中国社会还是引起了一些人的严重不满。这个群体认为,“地富反坏右”的子女都可以报名参加高考上大学,这是十几年来所没有的事,让这些“坏分子”获得足够的社会地位,那咱们贫下中农的子女怎么办?中国到底还要不要执行无产阶级专政?


这些声音反映到了中央,邓小平对之进行了坚决抵制。他说,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平等,就首先要实现知识面前的平等,教育权利的平等。因此坚持执行原定方针政策不变。


  “一颗红心,两手准备”


1977年的高考是在冬季进行的,于11月28日开始,至12月25日结束。招生考试由各省份单独命题。分文、理两大类,文科类考政治、语文、数学、史地;理科类考政治、语文、数学、理化。各科满分100分。据统计,当时有报考意愿者多达1200余万人,他们当中最小的只有十三四岁,最大的则有三十六七岁。



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,各个行业有志青年积极复习备考。


然而对于多数报考者而言,十年废学,他们的手上,过早被镰刀、工厂的机器磨满了老茧,对于书,对于知识,对于考卷,很明显是一种非常陌生的事物。最为关键的,知识越多越可耻的观念还难以在短时间内剔除。因此,1200余万人中,最后走进考场的为570万人。


考场之上,应考者多是“一颗红心,两手准备”。对于他们而言,“考上了就感谢邓小平,命运因此而改变;考不上就批判四人帮,一切还原照旧。”最终,这一年的高考录取人数是27.297万人,录取比例29:1。


1978年春天,这些“金榜题名”的幸运儿走进了大学校园,他们发现所在班级同学之间的年龄差异如此大,这就是中国教育史上“1977级学生”的奇特现象。


对于“1977级学生”而言,他们当中有不少是已经参加工作或下乡、返城好几年的大龄群体,生活的磨炼使他们有了更多的成熟和对困难的承受力,能够重新捧起书本、获得命运第二次改变的机会,已经十分不易了。他们决心用“夺回失去的青春”的豪情,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知识的雨露,积蓄着振翅高飞、报效国家的力量。


因此,1978年,全国各个高校的图书馆、阅览室、语音室经常是座无虚席,晚自修很难找到一个位子……


本文参考文献:《高考年轮-——恢复高考三十年的民间观察》(马国川、赵学勤)、《中国高考报告》(何建明)、《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》(刘道玉)、《教育战线推翻“四人帮”两个估计前后》(吉伟青)


(《民生周刊》记者郑旭)

出处:凤凰网 / 非常历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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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日期:2018年06月15日  所属分类:未分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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